台中的友人參加了一個921地震紀念公園的「徵圖」，結果得到首獎。

 

八月初在台北碰面時，見他喜形於色，我也順便用力的恭喜他。

 

八月底又碰面的時候，我問他進行的如何，沒想到他卻意興闌珊的說：「別提了！」

 

原來這個案子後來發生了一個令人意外的轉折，由於主辦單位在當初的徵圖辦法中寫下了「…籌建委員會保留與第一、二名議價權利」等字眼，意即不論第一名還是第二名，取得委託的重點還是在於價錢，所以先是要求前兩名建築師提出「規劃報告」，繼而邀請他們前來「議價」，顯然當時我的朋友還是「強烈」主張一般公共工程比圖只應「議約」而非「議價」，即便非得「議價」不可，也應該是第一名先議，議不成再輪第二名繼續議，所以不以為意。

 

結果「議價」當天，主辦單位竟然告訴友人說：「第二名願意用42折承接本案之設計監造，除非你願意用更低的價格承接，否則本案將委由第二名執行。」意即主辦單位把第二名所提出的服務酬金直接拿來當作底價，面對這樣的轉變友人當然一肚子火，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接受，他認為連九折都不對勁了，何況四二折？所以最後友人決定忍「怒」放棄，只是整件事情並未就此塵埃落定，因為消息傳開來之後，由於多方的關心（包含建改社），第二名也於日前行文主辦單位宣布放棄設計監造權，整件事情似乎被搞臭了。

 

雖然這種事情不是第一次發生，剛聽到時我仍然打了一個冷顫，在36℃的週日午後，建築寒冬彷彿瞬間到來，四二折也許代表了第二名爭取本案之積極度，但也反映了建築人的窘境，還在公共工程界奮鬥的建築師們似乎已經淪為各級政府的階下囚，在競技場中被迫捉對廝殺，搶食僅夠半人果腹的飯菜，生存的唯一法則似乎只剩下「折扣」。

 

假如第二名的建築師屬於初出茅廬、急於覓食的那種事務所，本案或許還比較容易理解，然而本案的第二名卻是一家資深的事務所，多年來在業界也有相當的評價，用如此的低價爭取本案，著實令人不解，往好的方向想，我寧可相信第二名是懷著「悲憫」與「奉獻」的心情來提出如此的低價，而非僅是進行一場例行的割喉戰，然而如果這家事務所當初能夠以較為合理的價格取得本案，事成之後再將一半或更多的酬金捐贈給相關單位的話，手法相對高明不說，也不會惹來一堆爭議。

 

無論本案日後如何發展，最開心的保證是主辦單位，顯然他們覺得只要案子有議題性，一定會有一堆建築師擠破頭，不用擔心沒人做，一桃殺二士，方便又簡單。只是當建築師的服務酬金被有心人士操弄而進入短兵相接的拼價時代後，下一代的建築人到底要相信些什麼？相信建築是一個值得一輩子從事的行業？還是相信建築的競爭就是一場純粹的商業戰爭？當建築人之間原該出現的設計比賽，被各類型的甲方輕易操弄成價格戰之後，難道不會鼓勵業界繼續出現依靠廠商回扣生存的建築師嗎？當價格變成決定性因素之後，為何我們的主辦單位還敢將這種遊戲稱為「徵圖」？

 

建築界會變成一個沒有遊戲規則的自由搏擊場嗎？希望不會。現在我也只能勸友人想開一點，因為有的時候，倒下並非最大的恥辱，那還好好活著的才應該認真想想。

 
 

台灣公家單位的公務人員應該比普通人還要算有唸過書的吧，如果公家單位把「便宜、省錢」看的如此重要，重要到超越文化層面的考量的時候，你就可以知道這個國家文化性的認知是有多麼的淺薄了。當我們參考其他國家的優點，譬如看看德國的某超小型公開競圖，究竟能做到何種程度時，我們其實心裡是希望向他們看齊的，不過轉頭看看自己的公務員之後，唉，算了吧，不用想了。

 

我們的公務人員積習已久，爭功諉過、好逸怕事者所在多有，這是一個制度上的結構性的問題，這些人只想安安穩穩的過日子，所謂「奉公守法、依法行政」最是琅琅上口，但事實上都是些沒有願景、井底之蛙、無國際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卻自恃優等公民的人。我建議孫德鴻建築師建請其建築師友人將此公家單位公佈出來，接受公評。